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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1952年的倫敦霧霾。

霧象征朦朧，是一種美的展現(xiàn)；加上“霾”，一切發(fā)生徹底改變。因工業(yè)文明而出現(xiàn)的霧霾，反哺到工業(yè)文明中，產生了深刻的文化意義。而在現(xiàn)在的中國，持續(xù)不斷的霧霾引發(fā)了全民思考，什么才是真正的生活質量？中產階級的焦慮中，霧霾占有怎樣的分量？

“將人類的咽喉變成病懨懨的煙囪”

“霾”字誕生于農業(yè)社會，無數(shù)年來沒什么變化，在史料中出現(xiàn)的機會并不多，但大規(guī)模的工業(yè)生產，使這個字頻頻出現(xiàn)。裹挾塵土的古代的霾，變成了當今夾帶著文明副產品的霾，帶來了各種各樣的疾病。

1853年，《泰晤士報》報道說，倫敦霧霾“將人類的咽喉變成病懨懨的煙囪”。到了1921年，倫敦每立方英寸樣本的空氣中含有34萬煤煙顆粒。

因為持續(xù)不斷的霧霾，一個一百多年前的畫家被多次提及。面對倫敦的霧霾，莫奈產生了巨大靈感，升華了印象派的氣質。如果哪天天氣放晴，莫奈就會特別失望：“我所有的畫布都好像要空白一片了。”

工業(yè)化給印象派甚至現(xiàn)代派帶來靈感，還記得波德萊爾筆下的巴黎嗎？那些濃重的陰影，回環(huán)于世界的巨大垃圾，成為一種現(xiàn)代隱喻。

同樣，霧霾成為一種文化背景。在柯南·道爾的福爾摩斯系列小說中，對于當時的倫敦是這樣描述的：“1895年11月，濃密的黃色大霧籠罩著倫敦，從福爾摩斯位于貝克街辦公室的窗戶，很難看到對面建筑的輪廓。而他總是乘坐馬車或火車出沒在11月倫敦的大霧之中。”

工業(yè)革命催生了霧霾文化。英國伯明翰大學氣象學家的研究表明，莫奈畫中漫天的黃色大霧是高硫含量的煤燃燒后，煙塵和硫酸鹽顆粒散布到空氣中成為水蒸氣的凝結核所致。霧霾成為文化的一部分，滲入到英國人的骨髓中。

文明進步伴隨著層出不窮的困頓。從倫敦到洛杉磯，從紐約到新德里，霧霾猶如一個幽靈，出沒于這個世界。2008年，美國多諾拉建起了霧霾博物館；洛杉磯以霧霾為主題的街頭涂鴉持續(xù)了一百年。

藝術再現(xiàn)現(xiàn)實，也埋沒于現(xiàn)實。1838年，孤兒奧利弗歷經苦難終于查明身世并獲得幸福，像是濃霧形成、聚集，隨后散去的過程一般——出現(xiàn)在《霧都孤兒》里的，是工業(yè)化的高潮時期，人類因改造自然而持續(xù)興奮。

童話里被冤枉的“霧先生”

童話《兇手——倫敦一個冬天的童話》發(fā)表于1979年的《科學時代》，不久后翻譯到中國。現(xiàn)在再看這篇小說，里面充滿了各種隱喻：

1893年圣誕節(jié)前夕，英國倫敦，大霧彌天。一個神秘的兇手潛入人們的住宅，連連作案。不到幾個小時，居然謀害了幾百名居民。

三天后，兇手被抓住了。

開庭當日，被告被帶上法庭：根本看不清臉，他的頭“用一塊破舊的灰頭巾圍得嚴嚴實實”，穿得像個流浪漢，體型巨大，身邊的警察被比得像個侏儒。

被告自我介紹道：“你們英國人叫我弗格，中國人叫我霧，倫敦城不是用我們的名字命名，叫霧都嗎？”

學界泰斗威爾博士充當了被告的辯護律師，他堅持說：大霧是冤枉的，因為真正的兇手并不是他！威爾博士在審判臺前面來回走動，像一頭獅子，揮動著雙手：“大霧是倫敦獨特的自然景色，它給詩人和藝術家?guī)盱`感，給倫敦帶來詩情畫意，許多外國人千里迢迢來到這里，目的是觀賞霧都。”

他抓住警察總監(jiān)雪白的制服領子，把他們拉到被告席上：“你和你的家族經營的漢弗萊鋼鐵企業(yè)，每天排放幾千噸二氧化硫，工廠上空日月無光，黃煙滾滾，這次受害者的百分之六十，是你的工人和家屬！”

他又扭住了大法官的手臂：“你和你的太太合股經營的愛登堡煤礦，從來不顧礦工的死活，煤礦這次死了一百多名礦工和家屬，不就是從那幾個大煙囪里排出來的黃煙致死的嗎？”

威爾博士在支持他的聽眾的幫助下，將17名大工廠主、大礦山主和公司董事長送上了被告席。他們經營的化學公司、造紙廠、紡織廠、兵工廠、礦山、金屬冶煉公司，沒有一個不是污染空氣與河流的兇犯。

最后，威爾博士松開了大霧手上的繩索，代表人類向它道歉：“對不起，讓你受委屈了。”

大霧縱身一跳，呼啦一聲，卷起一陣旋風，從窗戶鉆了出去。

小說結尾這樣寫道：幾天之后，一個靜悄悄的夜里，倫敦市中心廣場的斷頭臺上，一個白發(fā)蒼蒼的老學者被秘密處決了。他就是威爾博士。

▲洛杉磯霧霾爆發(fā)后，曾經的天使之城，最終變成了霧霾繚繞的“毒氣室”。于是，僅1950年一年，就有71000名洛杉磯人逃離了這里。

豐裕社會里的“霧霾貧困”

霧霾僅是工業(yè)文明一系列環(huán)境生態(tài)危機爆發(fā)的縮影與開端。兩百年的西方工業(yè)文明，以犧牲環(huán)境資源為代價，換取城市化的繁榮和高速的經濟增長；這種環(huán)境污染和生態(tài)危機從來沒有被真正正視和解決過，而是伴隨工業(yè)污染制造產業(yè)的轉移在全世界不斷轉移復制；從英國稱霸的歐洲，到二戰(zhàn)后的美國和拉美，日本與東南亞；最終落腳在中國。

1958年，曾經擔任美國三任總統(tǒng)經濟顧問的經濟學家加爾布雷思，出版了《豐裕社會》。1964年，他又寫出“經濟學和生活質量”論文。

最先提出“生活質量”概念的加爾布雷思，把豐裕社會出現(xiàn)的貧困，看作是一種新型貧困。在他看來，其貧困形態(tài)超越了短缺經濟時代，以及因為地域、產業(yè)差異造成的傳統(tǒng)貧困，這種貧困因精神產品和公共產品不足產生，也就是人的貧困和公共貧困。尤其當“私人的富足和公共的污穢”并存時，會產生公共貧困。

典型的例子就是清潔空氣這種公共品的不足。一開始，霧霾降低了人們的生活質量，對那些集中居住在大城市的中產階級，也就是對生活質量最為敏感的群體來說，因為生活質量下降而產生的相對貧困化程度最高，而成為霧霾貧困化的主要受害者。

加爾布雷思放棄傳統(tǒng)經濟學深奧的術語和數(shù)學曲線，在價格、利潤與供求問題之外，提供了一絲溫暖的人文關懷，指出“如果空氣臟得難以呼吸，水污染得難以飲用，道路混亂，學校差得讓學生不愿上學……”GDP增長的意義是否被打了折扣？

也許，很多人沒有意識到，卻正在經歷，有一種貧困叫霧霾。相比因病返貧的個案性，或者生態(tài)惡化、資源匱竭造成的生態(tài)資源型的地區(qū)貧困，這種貧困如累進稅一般，對中產階級傷害最大，而且這種傷害的持續(xù)，加重了他們相對自身、相對其它階級的相對貧困感。

面對霧霾，相對于簡單情緒化的憤怒斥責或調侃戲謔，整個社會更迫切的是需要了解真相和理性的思考，我們如何才能從工業(yè)文明制造的這種囚徒困境中跳出來？